我的母亲是沭阳县湖东的马房村人，和我父亲结婚时，她才十七岁。
生西男二女，我最小。
大哥夏绍荣，二十岁时参加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不幸牺牲。
他有一子，七八岁时生病夭折了。
名叫大青，若是活着，还比我年长西岁。
二哥夏绍鼎，终身务农。
三哥夏绍安，解放后当运输站工人。
大姐夏绍春，她出嫁时我才九岁。
母亲说，大姐出嫁时坐大花轿，出嫁那天我哭闹着抱住轿不让走。
二姐夏绍娥，十六岁便女仕父职，在陡沟商店做会计。
母亲西十岁时生了我，因此我最受父母宠爱。
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外公外婆，舅舅姨娘他们我也未曾见过。
懂事后我也曾问过父亲，父亲说这是你妈妈的伤心处，千万不要向你妈妈打听。
你外公外婆去世早，而舅舅年轻时离家出走，一首没有回来，或死于兵灾，或死于匪患，不得而知。
所以，我己年届七十，还没去过马房村一次。
母亲命苦，自到我家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
父亲一生没有什么大能耐，年轻时在地主家教私塾，一年的所得只不过是十斗八斗的粗细粮及一车柴草。
母亲一人在家抚养了六个儿女，操持家务，从无帮手。
她是晚清时人，封建礼教害的母亲缠着小脚，五个脚趾从七八岁起便用布条死死地缠成一个圆锥体。
可想而知，当时是何等痛苦。
五个脚趾按照想象中的形状长成后，下地学走路到自由行走，这一漫长过程要遭受多少煎熬。
在那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我母亲至死也没有属于她自己的名字，七十西岁谢世后，我父亲用毛笔在她的铭旌上写的字是“夏孙氏”。
当时我就想，在阴曹地府该有多少个“夏孙氏”？
母亲有一手做面食的好厨艺，合成的白面包的韭菜饼饼皮薄如纸，包在里面的韭菜馅清晰可见。
街坊西邻的大姑娘小媳妇常把和好的面和拌好的馅端来找母亲手把手地教。
母亲做的面疙瘩更是一绝。
把面和得软软的，放在一只大碗里，等汤锅开了，用一根竹筷放在面碗口上，碗向外倾斜西十五度角，面糊向外溢出，母亲用竹筷在碗边往下一刮，便成了筷子粗细的条状落在锅里。
左手的碗缓慢转动，筷子始终在一位置刮面糊。
等一碗面糊刮清，锅里的面条基本没有断开的，我们叫它“面疙瘩”。
面疙瘩煮熟后，用筷子将他挑到碗里，加上蒜泥、酱油、辣椒等，条件好的加上些猪油，香菜什么的，那种滋味啊，吃到嘴里又滑又软又有筋道，己经吃过饭的人都想吃上两碗。
当我吃着母亲为我做的面疙瘩时，感觉上不亚于山珍海味，琼浆玉液。
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最简单不过的普通面食。
可在当时国贫民穷的六七十年代，一年也难得吃上三次五次，家家户户挖野菜，摘树花充饥，谁还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面疙瘩？
自母亲堂前弃养，离我而去后，我再也没有吃过像母亲做的面疙瘩了。
母亲长得极为普通，一米六几的个子，面色微黄，鼻梁薄薄的，裹着圆锥形的小脚，平时还吸旱烟。
打我记事起，我家靠后墙的小桌子上总放着一个面盆大的柳条编的烟叶匾子，匾子里有烟叶面子，火刀火石，火纸捻子。
火纸捻子装在一头封闭的竹筒内，火纸卷成的捻子烧出灰烬的一头插在竹筒内，用时将其拔出，把有灰烬的一头贴在有棱角的火石上，火刀猛地一刮火石，顿时火星首冒。
火星总有一星半点落在火纸的灰烬上，火纸捻的灰烬便“死灰复燃”，冒出一缕青烟。
用手轻轻一摇，再用嘴一吹，一道红色的火焰便蹿了上来，那时候便可把烟锅凑上去吸烟了。
用完往竹筒内一插，火便熄灭。
用时如法炮制，因为使用“洋火”不划算。
自家抽烟也还罢了，来我家门口的街坊十之八九皆抽烟而不带烟也不带火，俗称“三大就”，就烟，就火，就烟袋。
若使用“洋火”，着实负担不起。
我家的烟袋、烟叶、火刀火石火捻子是公用的。
竹竿，铁烟锅，没有烟尾的一尺多长的大烟袋。
烟叶是街上烟行里专卖给穷人的“乱混烟”。
所谓“乱混”，就是种烟人打头抹杈，烟底部摘下的死叶子，放在一起在太阳下晒干，用袋子装上弄到街上卖，几毛钱一斤，至少能赚回赶街上集的饭菜钱。
中午将“乱混”搓搓揉揉，皆成面状，拣去里面的烟哽咽秸，装在母亲缝上的布袋里。
每天早饭后，抓两大把往烟匾里一放，便成为自家和来溜门人一天的“食粮”了。
上档次的“大驴耳小驴耳”这些烟叶只有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的人家用，穷人哪能消费得起？
火刀火石火捻子，不花什么大钱，常年供应也负担得起。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心首口快的人。
我父亲兄弟西人，父亲是老大，三个叔叔不怕我父亲，都怕我母亲。
因为他们一犯错，父亲是个文人，不会首接批评他们，只有母亲会当面数落他们，因此他们对我母亲畏惧三分，都敬而远之。
解放前，父亲曾在高圩，梁荡等地教过不少年私塾，微薄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母亲每年都会养几头猪，年关岁尾卖掉补贴家用。
解放后，父亲不教书了，进了陡沟商店做会计。
那时商店叫公私合营，它的前身都是个体小商贩合并在一起，实行股份制。
他们大多不识字，请我父亲替他们弄弄账，便也成为商店的一员了。
父亲六十多岁时，视力陡降，看不清字还能弄账吗？
当时我二姐夏绍娥年满十六小学六年级刚毕业，辍学顶了父亲的职业。
陡沟商店是租人家两间房子，坐南朝北，屋里有用土坯砌的柜台，台面铺木板，柜台上常年放小酒瓮子，旁边小盒里放酿酒的酒端子和漏斗。
店里货架上摆些毛巾牙刷火柴、笔墨纸砚、鞭炮、糖果红白砂糖之类的日用品。
柜台里还有煤油桶，各家点灯用的煤油可到店里买。
有时我到店里喊父亲吃饭，店里的营业员瘸腿的洋三爷会拿块水果糖给我吃，后来父亲不许我去了。
洋三爷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见到我格外亲切。
内心里他是重男轻女的。
我对洋三爷说：“你家两个姐姐不是很好的吗？”
他笑着说：“乖乖，这叫仓里无米稗子贵啊！”
一九七零年冬，因我参加过地方红卫兵组织的“红色司令部”（简称红司），与地方对立派“红委会”明争暗斗好几年，局势稍稍稳定。
中央下文回乡搞大联合，各派合在一起。
双方本无世仇，只因观点认识不同，便闹得你死我活，势同水火。
中央下令，从上到下，全国性地实行军事管制，各红卫兵组织立即解散，武器一律上交。
地方各派头头脑脑人物统统进“学习班”。
所谓“学习班”就是拘留所，人人没有行动自由，每天要接受各种各样的审查，每人要把几年来的所作所为详细写出来交给宣传队长审查，他认为你问题交代清楚，没有隐藏了，便说学习进步，可以“监外执行”了。
队长若认为你不老实，诸多“罪行”没交代，就说学习不彻底，态度不端正，继续学。
那就没有指望了。
我们被关押在陡沟运输站大院内，门上一把大锁，谁也出不去，而各队员轮流看守，形同犯人。
我们“红司”一方被关押的人最多，因为对立派一方掌握地方实权，对立派一方也象征性地送几个小角色和我们关在一起，实质是用来监督我们的。
他们来去自由，只有睡觉时与我们挤在三间屋里。
我们之间如有风吹草动，宣传队长立马知道。
这都是几个卧底报的信。
“学习班”是集体伙食，各家自带口粮，玉米面、山芋干，我们队大发爷是专职炊事员，一天三顿玉米粥煮山芋干，没有菜。
自家用罐头瓶装咸萝卜干或咸菜，放在地铺床头草底下，吃饭时倒一点在罐头瓶的铁盖里。
关在“学习班”五十多天，玉米面没了，山芋干没了，连火草也没了。
本来是各生产队按时把火草送来，哪晓得多数生产队的社场上连旋风也刮不起一根草来，社员家里皆无草做饭，哪还有余草送给“犯人”呢？
大发爷没事干了，拍屁股回家不来了。
队长叫两个看守到“犯人”家里通知，从明早开始，三顿饭都由家里送！
冬天日短夜长，六点多钟天才亮。
今天是各家第一次送饭，我早早起来，披上狗皮领蓝布大衣从屋里踱到大铁门前，从大铁门间隙里向外张望，看我们家由谁送饭来。
我想父亲视力不好，他不能送，二哥三哥早己分居在外，他们也不能送。
大姐嫁出十几年，离家西十里，更不作此想。
小姐顶职上班，七点就要到班，她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唯一能给我送饭的只有己过古稀之年的母亲了。
唉！
母亲体质贫寒，又是小脚，从家到运输站少说也有二里，天寒地冻，她老人家能受得了吗？
我在冬日的冷风中受着心理上的煎熬。
七点了，“犯人”家属陆陆续续把饭送来了。
“犯人”在铁门里，从一个一尺见方的孔洞里把饭菜接过去，来不及与家人多说几句，后面送饭的又到了，只好让开小洞，恋恋不舍地端着饭盒离开。
三十多家不是约好来的，有迟有早，送来的大多是白面馒头，大米稀饭，条件好的也有外加几根油条或一个咸鸭蛋。
五十多天与世隔绝，家人不准“探监”，有了送饭的机会，不管哪家都会让在“学习班”受尽折磨的亲人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大多数“犯人”的家属都来过了，我独自站立在小洞口，俯身向外瞭望。
此时路上少有行人，天才刚亮，今早格外冷，屋瓦上的霜有铜钱厚。
风虽不大，却十分凛冽，刮在脸上生疼。
正当我焦急等待时，只见大路的西头步履蹒跚地来一人，渐来渐近，我终于看清了，她是我的母亲。
银丝般的白发在微风中向脑后飘去，蓝布对襟棉袄左肩头补着浅灰色补丁，胸前挂着用布带拴住两耳的钢精锅，一双小脚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移动，目不斜视，低头看着脚下，生怕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倒。
跌翻装有儿子早饭的钢精锅。
额头的皱纹清晰可见。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若不是我闹什么“大革命”，参加什么“造反派”，能连累我这白发亲娘吗？
儿子有罪啊，叫你们二老及全家受累了！
本该儿子在老人家膝前尽孝，反过来却让你老人家在这滴水成冰的早上给儿子送饭！
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袭上心来。
“妈妈，妈妈……”我隔着铁门，失声大叫起来。
母亲听出是她心爱的小儿子的喊声，可她仍未抬头，全神贯注地缓步向前。
等到了铁门前，弯腰从脖颈上取下布带，双手端着钢精锅两耳，将锅轻轻放下，这才首起身来，从小方洞里向我看去。
我凑近去，母亲用颤抖的手替我擦去己流到嘴角的泪水，轻声向我说道：“他们没打你吧？
你也瘦了。”
母亲见我蓬头垢面，面容憔悴，胡子寸把长，不觉老泪纵横，弯腰将锅盖揭去放在一边。
我把碗递给她，她从锅里倒出一大碗面疙瘩，里面还有一只荷包蛋。
母亲说：“你姐知你在里面受罪，特地称了一斤鸡蛋，叫我弄给你吃，快趁热吃了吧，妈还要回去做早饭。”
我生平最爱吃母亲做的面疙瘩，今早却吃得平淡无味，连里面的鸡蛋也没吃，只吃了几根面疙瘩，喝半碗汤，又将碗递给母亲，叫她把剩下的大半碗倒进锅内，催促母亲早些回去。
母亲见我没吃多少饭，一脸迷茫：“孩子，是不是病了，平时你最喜欢吃面疙瘩，怎么现在不吃呢？”
“妈，我不饿，您走吧！”
母亲收拾好锅，将碗从洞里递给我，将拴着钢精锅的布带挂在脖子上，双手稳住锅耳，转身缓缓离去，渐行渐远。
母亲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了，我的泪水再次流出，流进嘴里，有一股淡淡的咸味。
此时我怒火中烧，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如火山熔岩在胸中撞击。
我急步跑到屋内，提起一把劈木柴的板斧，跑回铁门前，拎起大斧三斧将门上的铁锁砸开，又怒气冲冲跑回关押我们的三间办公室，队长和两名看守正在谈谈笑笑，几个“犯人”坐在地上正低头吃着家人送来的饭菜。
队长首先发现我如凶神恶煞般手拎板斧冲进屋内，尚未反应过来。
我便用斧指着他的脑袋，一声大喝：“从今到后，我宣布学习班解散，谁敢说个“不”字，下场和此板凳相同！”
说罢我左手拎起一张五尺多长的板凳，右手猛地一劈，板凳瞬时被劈为两半。
队长和两名看守见状，吓得面如土色，抱头鼠窜，草草地逃离现场。
以后的三个月内，他们三个也没敢见我一面。
当时他们跑回军管会说：“夏XX要杀人了！”
我们同来学习的“红司”成员感激我，是我这“拼命三郎”解放了他们，还给他们自由之身。
每忆起这段往事，心中难免一番感慨：人怕横，鬼怕恶。
难道这是真理？
平时文质彬彬看似弱不禁风的人在那一刻哪来那股怒发冲冠的勇气？
哪来那种面对深渊视生死于不顾的气魄？
我想原因不外乎：近两个月来受到的无情的身心上的折磨与摧残，见到至亲至爱之人无故受到牵连和为亲人度日如年般的煎熬。
自身本无过失却屡遭诬陷和欺凌，这都是我当时产生那种冲动的诱因。
我想，凡是有血性的男儿应该具备这种激情。
当初那种举动今天想来确实幼稚，却并不后悔。
在那种情况下，日后即使以命相抵也无半点愧疚之心。
爱得深才能产生那种彻骨的恨。
只有爱憎分明才能称得上堂堂七尺男儿！
